南极记忆
国家海洋局：初探南极
时间：202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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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中法曾商定，中方派科技人员赴法国南极考察站度夏并进行科学考察，后因故未能成行。1980年，澳大利亚邀请中国参加他们的南极度夏考察。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科学家董兆乾出发前，妻子还在他的“生死状”上签了字。到了南极他才发现，那里危险与美丽并存。董兆乾采集的样品及写作的考察报告为我国组织南极考察、建立南极考察站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意外搁浅
1979年12月18日一大早，董兆乾正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单位宿舍的楼道里做饭。海洋物理研究室主任陈干城匆匆来到董兆乾家，告诉他：“国家海洋局派科技人员去南极考察，选中了你，你去南极吧。”
1977年10月27日，以国家海洋局局长沈振东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出席海委会第十届大会。会议结束后，代表团受邀参观法国南极考察委员会。
看着法国的考察站、科研成果以及各种各样的图片，沈振东问法国南极考察委员会的负责人：“如果中国派人跟着你们参加南极度夏考察，愿不愿意接受？”
法方表态：可以。
回国后，经双方多次联系沟通，结果是：中国可以派4个人去。确定人员后，法国为他们准备好服装、南极用品等，约定在菲律宾上船。
之后，国家海洋局确定了4个人选：陈德鸿、马少勇、李全兴和一名翻译。负责海洋局外事工作的刘汉惠为他们办理出国手续。被选上的4个人住在海军招待所，填写表格、体检、购买相应物品，做着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一切准备妥当，只等法国的通知了。谁知，这个时候，外交部给刘汉惠打了一个电话说，法国来了一个照会，由于他们正在进行总统大选，不便安排中国人去南极度夏科考。
刘汉惠与4位被选者心里一凉。“哎，都准备好了，就这样吹了。”
柳暗花明
1979年，澳大利亚南极考察委员会给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钱三强写了一封邀请信，邀请中国派人到澳大利亚南极站度夏。外交部给刘汉惠打电话，问有没有兴趣。
刘汉惠一听就兴奋起来，马上表示很有兴趣，上次跟法国没弄成，这次我们应该去。
刘汉惠与国家海洋局科技部副部长魏鹏来到外交部。但是，外交部主管领导说，那封信是写给中科院的，人家邀请的是中科院，海洋局参与不大妥当。
魏鹏和刘汉惠当即表示，海洋局又有船、又有人，早就有计划进行南极科考。中科院现阶段没船，要是再造船的话，重复建设，浪费也大。南极考察工作一个单位怎么也包不下来，如果将来海洋局管理南极考察事务，可以将其他的相关单位都纳入进来。这件事得从国家大局来考虑，从投资、各方面工作能否顺利开展来考虑。实在不行就每家单位出一个人，折中一下。
外交部相关负责人说，我再请示一下吧。
最终，经过协商确定，中科院和国家海洋局各派出一人。
国家海洋局干部处对6名候选人进行了详细了解。由于董兆乾的英语口语能力强，业务能力、办事能力也不错，被确定为最终人选。
1980年1月6日，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小组成立，董兆乾和中科院的张青松随澳大利亚科考队登上南极大陆。
此前，董兆乾只在中学课本上看过南极的地图，其余一无所知。董兆乾的妻子张美蓉在澳方的要求下，签下“生死状”：若考察途中发生意外，董兆乾的遗体将不运回国内，就地埋葬。
1980年1月12日，董兆乾和张青松乘坐大力神飞机抵达南极。异常兴奋的董兆乾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拍摄了起来，那些镜头后来成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南极的纪录片《初探南极》的主要素材。
董兆乾碰到第一场极地暴风雪时，躲在澳大利亚考察站内，听外面暴风呼啸，风速达每秒50米，石块都被风卷起来，打在建筑外墙上，声音像在开机关枪，房子摇摇欲坠。“说不害怕肯定是假的。”董兆乾说。
在这样的环境下，董兆乾仔细记录下各国在南极的建筑物、考察队的现场运行、队员的衣食住行、安全保障、交通运输、通信联络等情况，并运回几百公斤的样品，提交了5万多字的综合报告。
历尽艰险，圆满完成了任务。董兆乾和张青松于1980年3月21日回到北京。5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访华时对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两位中国科学家表现很优秀，已经是“南极人”了，并当场发出邀请，希望我国年底再赴南极考察。
一年后，董兆乾第二次跟澳大利亚人去南极时，差点丢了命。考察船在海上遇到风暴，风速每秒近80米，考察船紧闭舱门，在海中剧烈颠簸了七八个小时。董兆乾没向大使馆报告险情，在船舱里弹着吉他压惊，直到这艘船强行抢滩，冲上南极大陆。
“再晚一点，肯定完了。”安全登陆之后，董兆乾仍然心有余悸。
意外搁浅
1979年12月18日一大早，董兆乾正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单位宿舍的楼道里做饭。海洋物理研究室主任陈干城匆匆来到董兆乾家，告诉他：“国家海洋局派科技人员去南极考察，选中了你，你去南极吧。”
1977年10月27日，以国家海洋局局长沈振东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出席海委会第十届大会。会议结束后，代表团受邀参观法国南极考察委员会。
看着法国的考察站、科研成果以及各种各样的图片，沈振东问法国南极考察委员会的负责人：“如果中国派人跟着你们参加南极度夏考察，愿不愿意接受？”
法方表态：可以。
回国后，经双方多次联系沟通，结果是：中国可以派4个人去。确定人员后，法国为他们准备好服装、南极用品等，约定在菲律宾上船。
之后，国家海洋局确定了4个人选：陈德鸿、马少勇、李全兴和一名翻译。负责海洋局外事工作的刘汉惠为他们办理出国手续。被选上的4个人住在海军招待所，填写表格、体检、购买相应物品，做着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一切准备妥当，只等法国的通知了。谁知，这个时候，外交部给刘汉惠打了一个电话说，法国来了一个照会，由于他们正在进行总统大选，不便安排中国人去南极度夏科考。
刘汉惠与4位被选者心里一凉。“哎，都准备好了，就这样吹了。”
柳暗花明
1979年，澳大利亚南极考察委员会给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钱三强写了一封邀请信，邀请中国派人到澳大利亚南极站度夏。外交部给刘汉惠打电话，问有没有兴趣。
刘汉惠一听就兴奋起来，马上表示很有兴趣，上次跟法国没弄成，这次我们应该去。
刘汉惠与国家海洋局科技部副部长魏鹏来到外交部。但是，外交部主管领导说，那封信是写给中科院的，人家邀请的是中科院，海洋局参与不大妥当。
魏鹏和刘汉惠当即表示，海洋局又有船、又有人，早就有计划进行南极科考。中科院现阶段没船，要是再造船的话，重复建设，浪费也大。南极考察工作一个单位怎么也包不下来，如果将来海洋局管理南极考察事务，可以将其他的相关单位都纳入进来。这件事得从国家大局来考虑，从投资、各方面工作能否顺利开展来考虑。实在不行就每家单位出一个人，折中一下。
外交部相关负责人说，我再请示一下吧。
最终，经过协商确定，中科院和国家海洋局各派出一人。
国家海洋局干部处对6名候选人进行了详细了解。由于董兆乾的英语口语能力强，业务能力、办事能力也不错，被确定为最终人选。
1980年1月6日，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小组成立，董兆乾和中科院的张青松随澳大利亚科考队登上南极大陆。
此前，董兆乾只在中学课本上看过南极的地图，其余一无所知。董兆乾的妻子张美蓉在澳方的要求下，签下“生死状”：若考察途中发生意外，董兆乾的遗体将不运回国内，就地埋葬。
1980年1月12日，董兆乾和张青松乘坐大力神飞机抵达南极。异常兴奋的董兆乾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拍摄了起来，那些镜头后来成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南极的纪录片《初探南极》的主要素材。
董兆乾碰到第一场极地暴风雪时，躲在澳大利亚考察站内，听外面暴风呼啸，风速达每秒50米，石块都被风卷起来，打在建筑外墙上，声音像在开机关枪，房子摇摇欲坠。“说不害怕肯定是假的。”董兆乾说。
在这样的环境下，董兆乾仔细记录下各国在南极的建筑物、考察队的现场运行、队员的衣食住行、安全保障、交通运输、通信联络等情况，并运回几百公斤的样品，提交了5万多字的综合报告。
历尽艰险，圆满完成了任务。董兆乾和张青松于1980年3月21日回到北京。5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访华时对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两位中国科学家表现很优秀，已经是“南极人”了，并当场发出邀请，希望我国年底再赴南极考察。
一年后，董兆乾第二次跟澳大利亚人去南极时，差点丢了命。考察船在海上遇到风暴，风速每秒近80米，考察船紧闭舱门，在海中剧烈颠簸了七八个小时。董兆乾没向大使馆报告险情，在船舱里弹着吉他压惊，直到这艘船强行抢滩，冲上南极大陆。
“再晚一点，肯定完了。”安全登陆之后，董兆乾仍然心有余悸。
原载2014年8月20日《中国海洋报》
